“一带一路”：大谋略与大智慧

——《习近平时代》

亚投行，只是习近平外交攻势的小试牛刀。作为一个力图将中国推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领导人，他有着更宏大的战略：“一带一路”。这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简称。

正如邓小平在形容中国改革开放时的名言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习近平的“一带一路”也有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。

 “向西开放”

最先亮相的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。2013年9月7日上午，习近平前往西部邻国哈萨克斯坦访问，他在以哈萨克斯坦总统名字命名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，提出了共同建设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的畅想。

他对哈萨克斯坦的学生说，2100多年前，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，两次出使中亚，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，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、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。

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。公元前164年，他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，去西域联络与匈奴有仇的大月氏族，共同攻打中国北部的强大匈奴帝国。这趟旅程异常艰险，张骞本人也被匈奴扣留，很多年后才到达西域。虽然大月氏族拒绝联盟，但张骞被认为是开辟丝绸之路的第一人。这条道路经中国的关中平原、河西走廊、塔里木盆地，中亚的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河中地区，然后是西亚的伊朗，并向西通往欧洲。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、瓷器等商品，后来则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一条主要商路和交往之路。19世纪70年代，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·冯·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，并被广泛接受。

“丝绸之路”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一大贡献。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研究，中国一词的英文翻译（China），很可能是来源于中文“丝”的发音，至于“china”在西方语系中又被译作瓷器，则是因为古代的瓷器，大多都来自中国。

习近平在这次演讲中说，“我的家乡陕西，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。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，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，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，促进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。”

“站在这里，回首历史，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，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。这一切，让我感到十分亲切。”

诗情画意的背后，是这位领导人的伟大构想。如果说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国东部的大门，实现了经济的腾飞；习近平则开启了向西开放，实现中国经略中亚乃至西亚、欧洲的伟大抱负。这就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。在习近平看来，今天的欧亚地区，贸易合作蓬勃发展，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经济组织。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正可大有作为。从贸易方面看，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总人口30亿，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；从交通来看，丝绸之路东部有中国，西部有西欧，如果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，将盘活整个中亚、西亚和东欧市场。

而且这一举措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。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，习近平说，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开展了良好合作，取得了可喜成果，也积累了丰富经验。这一好的做法有必要加以推广。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，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，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，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。

换言之，这个经济带建设，也将助推中国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。

 获得更大“发展空间”

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，中国的西北地区以及西藏显然可以对接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，并因此获得发展新动力；中国的东南和西南地区，习近平则为它们规划了一个新的21世纪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

在这条道路上，从2000多年前开始，大量装载着中国丝绸、瓷器等货物的商船从中国港口出发，途经马六甲海峡，最后到达印度、阿拉伯和非洲的港口。　2007年，中国曾打捞出一艘完整的1000多年前的古商船，上面载有数千件珍贵的瓷器，整个商船的文物价值，估计在千亿美元。

习近平曾长期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任职，隶属福建的泉州，被认为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，当时很多基督教徒、伊斯兰教徒和摩尼教徒都曾来这里定居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曾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，“大批商人云集这里，货物堆积如山，的确难以想象”。

习近平意在重现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辉煌，加强中国同东南亚的联系。2013年10月3日，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，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枢纽，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，共同建设21世纪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提出这个概念之前，习近平说，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，愿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。

可以这样说，亚投行是“一带一路”的一个重要助推器，它将帮助中国促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

“一带一路”致力于实现沿线参与国家的共同发展、共同富裕，表明习近平的眼光显然超越了经济，而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格局。他精心推出的这个设想，是一个极其宏大的战略，不仅有助于平息外界对中国崛起的猜疑，并很可能改变未来世界格局。

从经济角度看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全球经济表现平庸，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总裁拉加德曾用了一个新词来形容：新平庸时代（a new mediocre）。这个时代的主要特色，概括而言就是“脆弱、不均衡并被风险所困”。

全球经济最大的难题，就是需求不足；最大的困扰，就是资金过剩。“一带一路”将带来庞大的亚洲基础设施需求，涉及铁路、公路、桥梁、能源等数百个项目的重大工程。世界各国将可望与中国分享发展的经验和成果，从而实现经济繁荣。

更主要的是，这一计划将带给中国更多的伙伴和朋友。一个大国，总需要有多个国家相支持。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里，除了巴基斯坦被中国人称为“铁杆朋友”外，很多国家都曾与中国发生过矛盾，俄罗斯、越南、印度与中国还发生过激烈的边境军事冲突。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大量亚洲国家将会全面对接中国的发展战略，它们可以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，从中国经济繁荣中获益；同时，它们也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，中国标准也将进入这些国家。

以习近平经常提到的“互联互通”为例，“互联互通”不是只有工程建设，而是包含三个方面：既包括以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为基础的“硬件”建设，又包括以制度、规则衔接融通为基础的“软件”建设，还包括各国之间人员的跨境往来与交流，是基础设施、制度规章、人员交流的三位一体。

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提出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构想时，习近平就直言不讳地说，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。换言之，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，未来的世界，不是单个国家之间的竞争，而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，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将把欧亚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让所有国家“获得更大发展空间”。

这正是习近平对世界的贡献所在，他正在改写国际经济秩序。因为在过去，世界都是以西方为中心。而“一带一路”鼓励中国向西开放，将带动中国西部以及中亚、蒙古国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放，改变这一地区贫困、动荡的“经济洼地”面貌，进而摆脱恐怖主义、战乱丛生的状况。英国做不到的，苏联没做到的，美国不想做的，中国正在努力做。

经济上的融合、金融上的便利，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友好。这些国家将成为中国的亲密盟友。换言之，中国终于在21世纪恢复过去曾有的荣光，它将成为亚洲的中心，拥有广阔的“后院”，这些国家也将从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上获益。

破解美国的围堵

在古代东亚，作为中央王国的中国与周边国家，形成的是一种“朝贡体系”，即中国的皇帝是“内服”和“外服”的共主，称之为天子。天子在王国的“内服”（即中国）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，对直属地区之外的“外服”（即藩属国），则由天子册封这些地方的统治者进行统治。“外服”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的领导地位，皇帝则颁发给他们印玺，承认他们的合法统治权。在今天的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的博物馆里，都可以找到来自中央王国的印玺。

为显示作为中央王国的富有与大度，中国皇帝总是本着“薄来厚往”的原则，对朝贡者给予大量赏赐，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。所以，各藩属国总是乐于对中国朝贡，甚至有时对中国限制它们进贡，持非常不满的态度。

这种不同于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关系，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后被打破，中国的很多臣属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。中国自身也几乎被瓜分。

在一些学者看来，这种被西方称为“中华帝国主义”的朝贡体系，其实更类似于自由贸易体系，也凸显了东方文明的智慧。现代国家显然不会重复这种体系，但其中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赢的理念，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。

酷爱读书的习近平，显然认识到中国先人的智慧。他高度重视周边外交，认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，就是坚持与邻为善、以邻为伴，坚持睦邻、安邻、富邻，突出体现亲、诚、惠、容的理念。

这其实也是在对冲美国重返亚洲给中国造成的战略威胁。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增强，同时不断发展的军事实力也扩展到东海和南海岛屿。

美国出于防范和遏制中国的目的，高调宣布重返亚洲，通过推行“亚太再平衡”战略，使得周边一些国家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，在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上挑战中国，造成中国与周边国家争议摩擦不断。

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看来，习近平的破解之法，就是在坚持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的前提下，抓住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，提出“一带一路”的战略布局，积极谋求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发展，在发展的基础上谋求稳定。

也正是根据这一战略布局，中国主导实施了一系列措施，包括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发展基金，促进周边国家经济发展，构建以合作发展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。在黄靖看来，“习近平重道义、讲原则、求公平、谋共赢，牢牢把握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制高点，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，但也绝不为一己之私伤害他人。”